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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可以将经济全球化理解为各国间的分工,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而且全球市场是一个比一国或一个区域更大的市场,这更有助于提高分工的细化程度。换言之,分工和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亚当·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赫克歇尔-俄林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国际贸易问题,虽然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均主张自由贸易,主张推进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各国结合自身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积极参与全球分工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符合各国的利益。传染病疫情虽然短期内增大了全球产业链运转的难度,但并不能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无法改变国际分工的优势,从而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全球化发展的长期趋势。

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反全球化问题,并非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才出现。传染病疫情的历史表明,其对经济的影响往往集中在短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讨论又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疫情阻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或者是供给端因为疫情而无法完成订单,或者是因为需求端因为疫情而减少需求。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国际贸易易于带来疫情的跨国传播,全球产业链面临较大挑战。对此,总体而言,我们的观点是经济全球化符合各国的利益,长期中经济全球化不会因为疫情而逆转,当前面临的短期困难也会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而趋于淡化。

 华总会长丹斯里吴添泉欢迎政府宣布小型贷款免息,并希望之前制定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援助金(SRF)3.5%利率能够进一步下调到不超过3%,同时扩大基金(建议从之前宣布的50亿令吉增至100亿令吉),以让更多中小型企业申请,协助业者渡过难关。

首先,大发3分彩传染病疫情的历史表明,其对经济的影响往往集中在短期。从历史来看,传染病疫情与人类相伴相生,传染病疫情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同一传染病疫情也在历史上多次出现。21世纪前20年,全球已经发生6次国际卫生组织认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传染病疫情,“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和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冠状病毒感染所致,埃博拉病毒疫情发生两次。就实际情况看,之前发生的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具体就是疫情快速发展蔓延的时期,疫情过后经济短期内会快速恢复。这是由于传染病疫情会限制人类的经济活动,但往往并不能大规模破坏各种经济供给和需求。疫情期间人类的经济活动受限,但供给能力、需求欲望仍然存在,疫情过后就会出现“报复性”的反弹。

吴添泉发表文告,大发2分彩官网针对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今午宣布总额100亿令吉“关怀人民中小型企业(附加)配套”作出评论时说,政府这次专注于以助减轻中小型企业在冠状病毒病冲击下负担的作法让人苟同。

他说,国家储蓄银行同时也负责的其他性质微额贷款,如“华商小型企业微型贷款”(Skim Pembiayaan Usahawan Perusahaan Kecil Kommuniti Cina)现有的4%利率也应该一视同仁获得全面调低或豁免,毕竟类似贷款都是介于5万到最高1万令吉间。

疫情改变不了经济全球化长期趋势

他也建议,随着政府通过国家储蓄银行(BSN)负责的微型信贷计划(Micro/iKredit Prihatin),把之前的2%低利率撤消改为免息后,也把供申请的基金总额从之前宣布的7亿令吉增到至少10亿令吉,让更多小型企业受惠。

他说,政府应该让所有雇主受惠,而不是规定1月开始盈利减少50%的雇主才可以申请工资补贴,毕竟许多雇主要面对的最大打击是行管令期间“零作业和零收入”的困境,不是收入减少,而是停摆所导致的亏损。

“另一个问题是,即使是雇主现在接受了政府提供工资补贴,一旦疫情继续恶化或6个月之内公司业绩还是无法好转,面对亏损而必须裁员的话,如何是好?会不会‘得不偿失’?”

吴添泉:储蓄银行的其他微型贷款利率也应一律调低或免息。大发3分彩开奖

他说,中小型企业所面对的其中一项困境便是融资和现金流,因此政府在可以再提供更多基金让更多受影响业者申请,同时致力调低或提供免息贷款,以真正协助到业者渡过疫情难关。

有关政府宣布的最新“工资补贴计划”方面,他表示政府根据公司员工人数和薪金分别提供的最高1200令吉工资补贴,原则上可以接受,但对于月薪超过4000令吉以上的员工也应该考虑提供适当津贴或安排,否则的话,无形中将导致雇主可能为了节省开支而向这些中等薪金员工采取裁员行动。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主要集中在短期。就我国的情况看,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路,采取严格的联防联控措施,新冠肺炎疫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得到有效控制,目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在疫情快速扩散蔓延的时期,2月份国内经济活动近乎“停摆”,而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经济活动也快速恢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3月我国综合PMI产出指数、制造业PMI、非制造业PMI分别比2月份上升24.1、16.3、22.7个百分点,甚至回升速度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更快。虽然不能据此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全面恢复企稳,但这充分说明了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国内经济活动在快速恢复。由于我国疫情发生先于国外,在国内疫情爆发早期不同程度出现从供给方看无法有效满足国外订单需求的问题,而随着疫情在国外快速扩散蔓延又出现了从需求端看有效订单需求不足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和投资。但这些影响都是短期的,随着国外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国际贸易和投资也会有较快的恢复。

有关中小企业的外劳人头税豁免25%方面,他认为应提高到至少50%。至于政府为70万名小型企业提供每家3000令吉特别援助金,他表示欢迎。

其次,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反全球化问题,并非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始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早期资本主义对外扩张,20世纪末反全球化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孤立主义进一步抬头。如美国在2009年4月就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战略构想,大力刺激制造业回流,意图实现再工业化,经济全球化面临较大阻力。以国际贸易为例,长期中无论是出口额还是进口额与GDP的比例都呈提高态势,而短期中往往存在波动。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60-2018年,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与GDP的比例从11.37%提升至29.65%,全球货物和服务进口与GDP的比例从11.46%提升至28.68%,长期中提高的态势明显。然而,2008-2018年,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与GDP的比例从31.08%波动下降至29.65%,全球货物和服务进口与GDP的比例从30.46%波动下降至28.68%,短期内确实面临压力。毋庸置疑,反全球化的出现早于新冠肺炎疫情,疫情时期加大了全球产业链正常运转的难度,但并非因为疫情而导致反全球化出现。

再次,大发5分彩app经济全球化符合各国的利益,也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经济学创立之初就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讨论了分工问题,并提出著名的论断,即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分工的程度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他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他认为,“在某些特定商品的生产上,某一国占有那么大的自然优势,以致全世界都认为,跟这种优势作斗争是枉然的”,如果一国“要是把劳动用来生产那些购买比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那一定不是用的最为有利”。因此,一国“应当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邻人处于某种有利地位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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